慈善信托既指慈善理念的信托实现方式，又指信托制度中以慈善为目的的形式，因此，慈善和信托是不可分割的。构成信托需要有委托人、受托人和受益人，三者之间存在伦理关系、法律关系和社会关系。良好的慈善信托应是因道德而生发、因法规而完善、因互信而持久。一个诚信社会需要鼓励委托人的慈悲之心，促使受托人做好利他之举，培养受益人有感恩之情。

　　合理安排财富是慈善行为的动因之一。把一部分财富分割出来，用信托的方式世代管理这部分财富，从而实现施惠他人的目的，这种理念其实早就深植于中国历史传统。我们自古以来就有义庄制度，尤以范仲淹家族的义庄最为悠久。

　　范仲淹在壮年功成名就之后，处理自己的财富可以有很多选择，同时代的多数人都购置乡产，自己养老的同时又为子孙留下基业。范仲淹的弟子也劝他建造豪门大宅以供自己养老，但是他没有选择这些做法，而是开创性地置田数百亩为义庄。范氏义庄自1050年开始设立，到20世纪中期衰亡。在这漫长的历史中，尽管王朝更迭，战争连绵不断，但范氏义庄一直存在，堪称世上较长的共有财产之一。范仲淹在晚年捐出大部分田地时，还专门挑选本族内孝贤子弟作为这种慈善事业的受托人，参与管理，并列出13条规则，有人有规，有章有法，成了中国历史上慈善信托的标志性事件。研究范氏义庄的汉学家将其定义为“一个以宗族名义持有的信托财产”。

　　到了近代，义庄这种传统制度也开始注入西方信托的色彩，最早中西合璧的义庄，当属盛康和盛宣怀父子创设的拙园义庄和愚斋义庄。作为当时最大的民族资本家和曾经的红顶商人，盛宣怀思想开放，愿意接受新事物，功成名就后一直热衷办洋务，他经营愚斋义庄，既沿用了中国义庄制度传统，又融合了英美国家流行的信托理念。在生命最后时刻，他留下遗嘱，甚至将一半财产捐赠出去作为慈善基金，数额巨大。

　　可惜的是，盛宣怀作出决定太晚，没有来得及合理安排受托人。盛宣怀临终前捐出一半家产的意愿是明确无误的，只不过是以遗言的方式而非落实在书面上的遗嘱，这就给身后的家族纷争埋下隐患。他指定的律师团队仅为清理他的庞大财产就花费了整整一年时间，之后设立了信托，规定了义庄董事会作为受托人，受益人是社会的穷困者。这本来是一个可以持续发展的慈善信托事业，但是在经营几年之后，随着遗嘱执行者庄夫人的去世，作为义庄受托人的盛宣怀后人，由于家族争斗修改了原定规则，盛宣怀这个委托人的遗愿没有被忠实执行。

　　相比之下，在盛宣怀之后，金融资本家何东捐给慈善事业的钱要少得多，设立的信托基金只是何东巨额财富的零头而已，远不及盛宣怀用一半财产来做慈善。但是何东在设立遗嘱上面下了功夫，他研究过世界上成熟的信托基金案例，也找对了受托人，就是汇丰信托。汇丰信托在之后的多年中恪尽职守，谨慎投资，保护不断增大的本金，只用经营收益去做慈善，无论其影响和规模都远大于盛宣怀。

　　无论慈善信托还是公益信托，都是利他性质的。受托人在实现委托人慈善和处理其财富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，受托人不能有私心。

　　中国传统的感恩教育是现代慈善事业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。在古代，很多未开化之地在儒家的教化之下发生了改变，被教化的民众懂得了感恩的意义，并把回报社会的理念传之后人。

　　在慈善信托这件事上，如果委托人缺位，基于道德力量的第三次分配就会缺乏原动力；如果受托人缺位，执行力不够，就无法形成慈善的社会风气；如果受益人感恩之心缺位，公益慈善的热心就会下降，慈善事业无以为继，劣币就会驱逐良币。

　　和政府扶贫不一样，民间慈善事业是自发的，源于同情而不止于同情，出自怜悯而不尽是怜悯。培养个人的荣誉感以及自尊心，既能让奉献者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胸怀，又能让受益人有不吃嗟来之食的志气。个人应有公益意识和利他之举，社会要有慈善环境，这样，现代慈善信托事业才能持续下去。